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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让未成年人远离性侵害
2019年06月12日 09:22:14  作者:姜燕萍  龙琼燕  吴怡  杨阳洋  刀一波  谢盛梅  李艳  郑恒  来源:云南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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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强奸未成年人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潘某执行死刑。陈某利用教师身份和便利条件,对女学生进行性侵,被害女生多达10余名,且大多是幼女,其中多名幼女被奸淫多次,有的甚至多达数十次。被害女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潘某系累犯,伙同他人专门针对在校女生进行性侵,造成被害女生跳楼、怀孕等严重后果。

  类似的案件并不鲜见,未成年人遭遇性侵,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建议教育部加强对学校的安全管理,加强预防性侵儿童和中小学生工作,在社会产生很大反响。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提出的一份建议。
 
  而今,该建议发出半年有余,本报从家庭、校园、社会、心理等多个角度,深入剖析未成年人性侵事件的成因、伤害、预防措施,并邀请专家进行解读,共同预防未成年人性侵事件发生。
 
 
未成年人遭遇性侵或由这些原因引发
 
  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社会心理学博士后曹丽长期从事社会工作、儿童保护研究和实践。
 
  曹丽介绍,未成年人性侵事件发生的原因并非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主要有社会、家庭监护、法律层面、保障制度欠缺等四个方面的原因。
 
  在现有的学校教育系统和家庭教育中,普遍缺乏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在学校教育系统中,缺乏系统的性教育课程和教材,有一些学校虽然对学生进行性教育,但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规范性也有待商榷。在家庭教育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的避讳,使得父母很难开口和孩子谈论关于性的话题。
 
  “性教育的缺失导致受害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受到侵害时不知道反抗,也不敢反抗。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呈现隐蔽性和长时性特点。”曹丽说。
 
  其次,被性侵的孩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家庭监护不到位,父母对孩子疏于照顾,导致孩子处于高风险的情境中而察觉不到,让性侵者有了可乘之机。第三,即使平时监护到位,可是监护人缺乏足够的防范儿童性侵的意识和相关知识,这也是为什么在未成年人性侵事件中,熟人作案的比例高达7成(数据来源于“女童保护”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
 
  此外,未成年人性侵案的受害者呈现低龄化特点,决定了性侵案在法律上取证难,即受害者不报案,案发时间长,客观证据取证难。同时,从犯罪主体来看,性侵案的熟人性以及家丑不外扬的传统文化,也使得受害者的家属常会选择私下解决,而不愿意走司法程序。
 
  “在未成年人性侵案中,最棘手的是监护人性侵案。虽然法律上有依据,如果有家庭成员性侵孩子,尤其是监护人,就可以剥夺其监护权。但这也带来问题,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孩子的监护和抚养问题如何解决?这也是很大问题。”曹丽说。
 
  昆明理工大学教师勇军多年从事心理学与教育研究,他认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未成年人年小体弱,防范意识和能力较弱,往往成为“下手”的首选对象。加之性侵加害人法治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对未成年人“摸一下、亲一下”,只是“占占便宜”的不道德行为,并未意识到此种行为已经涉嫌犯罪;其次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性教育在中国一直是比较隐晦的,无论家长还是学校都未能将性知识和性安全的教育放到足够重视的地位,缺少对孩子必要的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方面的教育。性知识和性安全教育的缺失使得部分低龄儿童未能意识到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在严重侵犯自己的权益,在遭遇性侵时不知道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勇军介绍,针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罪不断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教育部门和学校在分析总结案件发生原因,制定可行有效防范措施的基础上,也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工作,通过前端要控制和防范,有效降低此类案件的发生与发展。
 
 
预防未成年人性侵 司法机关从未缺席
 
  法院:加大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惩处力度
 
  省高院刑五庭庭长杨晓娅告诉记者,省高院每年都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院党组重要谋划事项统筹部署。截至2018年,全省5个中级法院、29个基层法院设立了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指定由固定合议庭或审判团队审理,148名员额法官从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
 
  云南法院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工作,近年来更是加大了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惩处力度,严厉打击包括性侵在内的针对少年儿童实施的犯罪。并针对此类犯罪的特点,及时发布警示审判信息,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探索新形势下保障未成年人免受不法侵害的有效措施,构建预防保护体系。
 
  有多年审理涉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经验的省高院刑五庭副庭长胡玉斌认为,对于涉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无论是在立法、司法还是刑事政策上,我国都没有发达国家相关法规严谨完善。对性侵行为的认定上,受大众认知影响,对于一些带有猥亵、性侵意味的行为,都只被当做玩笑看待。对一些典型的猥亵行为,由于没有身体接触、或者没有造成轻微伤害的后果,也无法认定其为犯罪。同时,在司法程序上,没有单独针对少年儿童的司法程序。此外,在对犯罪嫌疑人的惩处手段上,没有从业禁止、危险等级预警等惩戒手段。
 
  检察院:形成合力预防未成年人性侵案件
 
  围绕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内容,省检察院有针对性地向省委提交了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情况专题汇报,省委领导对此非常重视,省委政法委组织省、昆明市两级法、检、公、司、教育、民政、财政等20余家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决定由省委政法委牵头召集相关部门每年以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专题讨论各职能部门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遇到的问题,并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联席会议将为我省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严厉打击侵犯未成年人犯罪搭建起党委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的工作平台,并形成合力。
 
  近年来,全国各地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频发。在预防未成年人被性侵方面,我省检察机关从未缺席。据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春蕊工作室检察官龙蕊介绍,根据近几年的办案经验,西山区办理组织未成年人卖淫案件、猥亵儿童案件及强奸案中,男女朋友自愿发生性行为的案件大幅提升。“这些都与未成年女性缺乏性知识性教育有很大关系。”龙蕊说。
 
  在办理强奸案过程中,取证一直是一大难题。“例如我们办理的一起促销人员卖淫被轮奸的案件中,被害人前后几次的供述都不一致,反复性很高,给办案取证带来困难。”龙蕊说。
 
  又如在猥亵案件中,如果没有双方证言、没有第三者证言,很难有更多的取证手段来补充缺失的证据。
 
  17岁的小果父母因涉嫌吸毒运毒被公安机关控制,她父亲的朋友谎称要帮她救回父亲,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后来,小果竟与他相恋,成为男女朋友,两人多次发生性关系。案件立案后,男方不承认曾威胁过小果,案件因证据不足,没有批准逮捕。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13岁的被害人小梅因与母亲关系不和,被母亲关在房间内多日。离家出走后认识了一名已婚男子,该男子在妻子协助下强奸了小梅,后小梅被迫加入卖淫团伙,长期在贵州等地卖淫。
 
  “在办理这类案件过程中,我们往往对被害人的遭遇十分痛心。”龙蕊表示,但究其根源,父母对孩子性教育的缺失是关键问题。她建议,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要互相结合,在孩子的心理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让他们足够信任的人去帮助她们。
 
  在昆明船房社区,一个名为“儿童之家”的公益机构就为社区教育提供了样板,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放学后没有去处,都可以在“儿童之家”学习和玩耍。专业社工和志愿者每天陪伴他们,为这些孩子提供了一个心灵的避风港。
 
 
未成年人性侵伤害不容小觑
 
  有人认为,孩子幼年的记忆不会太深刻,因此遭遇侵害对未来的影响有限,果真如此吗?专家分析,未成年人遭遇性侵,对其身心造成的伤害可能持续终身。
 
  长期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昆明市西山区向阳花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主任郝万胜对未成年人性侵现象有深入的研究。
 
  郝万胜提出,人类的性行为兼具生物、社会、生理与心理等各方面的意义,两情相悦的性行为是亲密关系的展现与延伸,可促使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更有助于彼此身心的成长。但是,一旦性行为变成有权势的一方用某些手段,迫使弱势一方不得不屈从而满足有权势者的需求,这样的性行为已经背离了上述精神,沦为有权势者发泄性欲或展现权力的手段。如果弱势一方是未成年人,其生理和心理发展都尚未成熟,对成年人尚出于依赖状态,却被迫参与性活动,这些活动与行为对未成年人的自我概念、认知发展、身心适应、学习、人际信任或是亲密关系等,均有短期或长期的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身心伤害与社会适应不良。
 
  少年儿童本应在备受呵护、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成长,一旦遭遇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性侵害、性虐待,受制于其有限的表达能力、认知理解能力以及情绪成熟度,少年儿童往往很难表达其内心的创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成年人却往往抱着“孩子长大就没事了,到时候就不记得这些经历了”“大家都不提,孩子自然就能复原”等观念,甚至采取责备或者批评儿童的态度,让遭遇性侵的孩子一生生活在自责与耻辱中。
 
  郝万胜分析,性侵害给少年儿童带来的风险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增加出现精神病症的风险。遭受性侵犯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严重而持久的精神病症,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抑郁、焦虑、强迫症、行为问题、性行为问题、自伤或自杀、酒精或药物依赖,有些受害者今后可能变为加害者。有研究表明,65%的恋童癖在童年时受过性侵害;出现干扰身心发展的长期后果。幼年受虐,包括性侵犯,可能会给儿童大脑发育和脑功能带来持久的负面影响,干扰儿童情绪、行为、认知和社交等多方面的发展。
 
  除身体上的伤害外,性侵害会导致未成年人认知上的扭曲,而且会持续到成年阶段,甚至终生。这种不良认知过程还会导致未成年人对自我价值作出很多诋毁结论,如果未能接受治疗或心理帮助,将会造成长期,甚至一生毁灭性的结果,无论是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庭,还是全社会,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预防未成年人性侵这些经验可借鉴
 
  建立儿童保护综合体系
 
  在曹丽看来,预防未成年人性侵、保护儿童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避免未成年人受侵害,预防是第一位。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全方位的性教育,学校应引进系统、规范的性教育教材,提升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其次,应提升公众,尤其是家长的儿童保护意识。在法律方面,需要建立起保护受害者和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多部门联动机制,落实政府各部门保护未成年人的具体职责。在社会方面,应落实完善国家监护制度,对受侵害儿童提供社会保障,尤其是在侵害人是监护人的情况下,应剥夺其监护权,实行国家托底保障。”曹丽说。
 
  勇军建议,可以形成家校互动,共同预防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发生。在学校,老师正确引导孩子,让孩子认识到性安全教育的重要性。老师要多和孩子交流沟通,发现孩子有任何异常都要给予正确回应。在家中,家长应及时引导,告诉孩子性安全的重要性。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要培养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论是换衣服还是给孩子洗澡,或者带孩子上厕所时,随时随地都可教育孩子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做到随手关门。还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可以给孩子购买一些性安全知识的读物,教会孩子认识自己的生理特征,一旦被性侵害一定要告诉老师和父母,不能因为害怕就瞒着不说。
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余菊表示,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性侵害发生,应当从三方面着手:家庭预防、学校预防和社会预防。
 
  家庭预防方面,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保护。在其适当的年龄,以合理的方式向未成年人科普性知识、开展性教育,引导其树立健康、正确的性意识,学会自我保护;学校预防方面,学校除了文化教育,还应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思想、纪律和法治教育。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适时适当地对他们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在管理方面,学校应当建立安全制度,加强对校内安全事项的监管。完善教师准入制度,加强教师及学校职工队伍素质建设。定期对安全事项进行排查;加强同学生家长的互相配合,通力协作对未成年学生开展教育、监管及保护;社会预防方面,政府部门应当完善学校、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安全管理制度规范,加强在公众场合的监督管理;推行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等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宣传教育、设立奖惩机制,鼓励社会公众在遇到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时见义勇为或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学校开设专门课程
 
  昆明长城中学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周以黎主要面向初一学生开设心理健康课,并负责全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据周以黎介绍,每逢初一下学期,该校开设的心理健康课就会涉及性教育知识,具体包括生理结构、生理卫生保健、性心理的发展、异性交往、性取向、性道德、性侵害与自我保护等。
“学生现在有很多渠道可以自行了解性知识,但他们所接触到相关知识并不完全是正确的。通过学校开设的专门课程,从而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周以黎说,“我们对于授课内容的选择,并不是依靠固定的教材,而是通过老师自我学习、参加专业培训以及借鉴公益组织推出的系统课程,并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和整理。除心理健康课外,还会通过班会、讲座等形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理念。”
 
  周以黎建议,如果发生校园性侵害,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受害未成年人应第一时间告知监护人,在监护人的帮助下及时报警、就医和保存证据。若不幸遭遇性侵害,未成年人首先要明白这并不是自身的错,有错的是实施侵害的一方。由于性侵害大多是熟人作案,且可能长期多次发生,作为监护人,应当加强日常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尽早从孩子的言行中发现问题,并且让孩子感受到侵害发生后,告知监护人不会被指责,而是可以得到帮助。同时,对于受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创伤,可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
 
  充分发挥社工和心理援助作用
 
  郝万胜针对未成年人性侵现象作出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对于被性侵未成年人的司法救助和心理援助工作远远跟不上时代需要,这表现在既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也缺乏必要的意识和专业的机构及人员。被性侵未成年人接受过司法机关安排的心理援助和疏导的,比例不到1%。    
 
  为此,郝万胜建议:应从立法层面建立被性侵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包括此类案件的特别登记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司法救助制度、被害未成年人的社工帮助和心理援助制度等,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建立能为被性侵未成年人提供心理援助的专家库。鉴于目前专业人员缺乏,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急需提升,并且专业人员分散,不容易召集的现实,可由各省、市、自治区法院牵头,建立各地心理专家库,统一认证,统一培训,统一管理;扶持和培育社工机构,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引导专业社工机构专门从事对被性侵未成年人的帮扶工作。目前从整体看来,国内社工机构普遍处于弱、小、散、乱状态,能承担相应职能的社工机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加大对专业社工机构的培育和扶持力度,是该项工作能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
 
  “与此同时,社工和心理援助在预防未成年人性侵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郝万胜介绍,社工和心理援助可以通过个案活动缓解受害者的不安情绪和压力,从创伤事件中逐步恢复;通过小组活动强化受害者的自我愈合能力,针对受害人,可建立同质成长性小组。小组成员之间需达成共识,并形成统一的能被认可的规则,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及动力。社工还可结合受害者的需求,邀请法律专家、心理专家、曾经受到性侵害现已恢复的人为被性侵害的未年人开展针对性活动,为其调试自我提供正能量;还可以通过联动学校、社区实现对性侵害的针对预防工作,首先,社工机构可在学校开展性教育课程,提高学生防止性侵和自我保护意识;其次,加强对教师的心理辅导与矫治;最后,在社区开展未成年人性教育及性犯罪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社区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重视,强化对社区未成年人的性教育。 
 
  以项目合作形式共同预防
 
  “在我省,省妇联和联合国儿基会的合作项目一直在推进预防儿童伤害的制度建设。”曹丽介绍,在项目试点建立儿童保护三级预防制度,把儿童保护的职责落实到相关政府部门,并纳入综治委年终考核,有效提升社会群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儿童保护意识,并且在制度上保障儿童受侵害能得到预防,及时发现和干预。国际救助儿童会和临沧市沧源县妇联、民政局也合作建立起完善的社区儿童保护制度,并通过培养当地的民族儿童保护社工,提供专业有效的社区儿童保护服务。
 
  以讲座形式普及性知识
 
  赵丹是云南省首位赋权型性教育高级讲师、云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从2016年至今,她面向学生、家长、教师开展的性教育讲座近百场。“赋权型性教育,就是以增能、赋权为目标,提升受教育者在性与亲密关系的领域,具备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能力所需要的态度和技能。”赵丹说。
“很多家长觉得性教育等到孩子情窦初开的年纪再开始也不迟,但其实性教育应该从孩子出生后就开始。例如幼儿园里有男生掀女生裙子,其实这只是一种性好奇,没有色情意味,但也显示出家庭性教育的缺乏。而在学校开设的生物课上,涉及生殖系统知识时,不少教师依然会采用让学生自习的方式进行学习。”赵丹说。
 
  今年4月底,赵丹和昆明的赋权型性教育讲师一同为16名小学生开展“青春期课堂”,学生家长及多名老师全程观摩、旁听。课前访谈时,部分家长对课程安排存有疑惑和顾虑,讲师们以“赋权”方式解答之后,让家长们在课间休息时自行决定是否同意孩子继续下一环节的内容学习。
 
  从青春期身体的变化,到帮助大家了解“我从哪里来”,再到不同的家庭形式、家庭成员的权利义务……随着讲授的深入,孩子们专注认真地思考、讨论、发表意见,令家长们欣喜和释然。
 
  赵丹提醒,未成年人不要跟随比自己年长、身材高大的人进入封闭空间;家长不要随意将孩子托管在办公室、保安室等区域,如必须托管,要告诉孩子一定要坐在门口、过道等可以让其他人随时看到的地方。当性侵害发生时,未成年人应向家长、老师寻求帮助,而不是仅凭自身力量面对伤害自己的人。
 
 
呼吁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心理专家:性教育要尽早抓起
 
  昆明安心心理培训中心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安心表示,近年来儿童遭遇性侵害的事件一件接一件被曝光才引起关注,但儿童被猥亵事件其实一直普遍存在,只是由于全民在该方面认识不够,才没有大范围、广面积的引起关注。 
 
  “猥亵分为强制暴力性类型和程度较轻类型,性侵是一种暴力型猥亵;而由于他人的触碰使自身感到主观上不舒服的就是程度轻的猥亵。”安心说。对于儿童这一群体,由于其对两性关系没有明确的认知,加之部分父母性教育意识的淡薄以及对孩子关注的缺失,导致儿童成为遭受性侵害的“重灾区”,其中又多集中在小学低年级学生、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之中。
 
  安心表示,大部分遭受过猥亵的儿童,都会产生一定的心理问题,长大后的生活会受到影响,严重者无法正常结婚,或产生极端性格,或性取向模糊不定。因此,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应尽早想办法解决。
 
  安心认为,尽管目前我国社会对两性关系越来越包容,但性教育仍不够开放,全民意识不够。因此,社会、学校、家庭各方面应积极配合,尽早对儿童进行性教育,才能让儿童更好地自我保护,减少侵害。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提倡性教育从孕妇开始做起,首先给家长灌输正确的性教育知识,加强家长对性预防教育的意识;其次,要从儿童早期开始性教育,让他们对‘性’有完整的认识和正确的认知;再次,学校要注重培养性教育师资,增设相关课程。”
 
  安心表示,目前,云南普及性教育的学校仍较少,“今后,可以推行学校与社会组织相结合的模式,推动性教育发展。”
 
  律师:进一步完善立法 从重处罚
 
  上海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承蔚从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刑事责任方面对性侵未成年人触犯的相关法律进行了详细解读。
 
  李承蔚表示,在民事责任方面,根据《民法总则》规定,性侵涉及侵犯了未成年人的身体权、性自主权,有时可能还侵犯其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等。被性侵人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等相关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损害赔偿主要有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2种,侵害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还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根据《民法总则》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其法定代理人。由于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
 
  在行政处罚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猥亵他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刑事责任方面,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构成强奸罪;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猥亵儿童的,从重处罚。因此,性侵未成年人,尚不构成强奸罪的,可能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且对于猥亵儿童的,从重处罚。
 
  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性侵,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性侵,构成犯罪被判处刑罚的,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违反该条禁业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罚;情节严重的,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儿童色情网站在某种程度上已沦陷为儿童遭受性侵害的‘帮凶’。针对网络阵地的监管,我国相关律法也作了规定。”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飞剑说,虽然《刑法》并未对“开设儿童色情网站、传播儿童色情内容”这2种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如何量刑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但并不意味着该行为不构成犯罪。“进行儿童色情交易的行为具体涉嫌的罪名较多,应按照其主观意图、犯罪动机、犯罪手段及目的等分别进行定罪量刑。如传播淫秽书刊、影片、音像、图片或其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等。”杨飞剑说。
 
  对于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方面的法律监管力度,杨飞剑表示仍存在立法缺位、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不够的问题。对此,杨飞剑认为,我国可参考美国的《梅根法案》,细化对儿童类犯罪行为的界定,出台具体法律、条例及司法解释,加大对儿童实施犯罪行为者的打击力度,在定罪量刑上进行细化、量化,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本报记者 姜燕萍 龙琼燕 吴怡 杨阳洋 刀一波 谢盛梅 李艳 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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