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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试行"刑事案件证据指引" 从证据上防范冤假错案
2018年12月28日 09:38:35  作者:吴怡  来源:云南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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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将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成效展现在庭审中

  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对司法最大的期待之一。而冤假错案一旦出现,就会极大地损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

  刑事案件在法院提起公诉后,一些案件由于证据存在瑕疵或不够充分,法院只能要求检察机关补强、补正证据,但有些证据因时过境迁无法补正,致使案件很难处理,存在发生冤假错案的风险。
 
  为防范冤假错案,我省法院深化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积极构建防范纠正冤假错案机制,特别是统一刑事案件证据指引标准,有效阻止“带病”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建立满足我省刑案办理需要的证据标准
  
  今年6月20日,距离第31个“国际禁毒日”还有6天,两起涉毒犯罪案件的庭审观摩活动在保山中院大法庭如期开庭。
 
  两起涉毒犯罪案件,一起是保山中院一审案件,一起是省高院二审案件。开庭前,两个合议庭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妥善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规范法庭调查程序,以证据调查为核心查清案件事实。同时,始终着眼于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改革举措在法庭上得到充分检验,让改革成效充分展现在法庭。
 
  在审判过程中,合议庭准确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非法方法与取证不规范情形,防止因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泛化理解而影响适用效果,并重视讯问录音录像等客观性证据的审查与运用。
 
  庭审中,法庭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制度,控辩双方分别发问后让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自主就取证过程和争议问题说明情况,避免质证环节引发不必要的程序争议,防止证据审查判断出现偏差。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刑事审判就是通过对证据的判断来认定事实,进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裁决。党的十八大以来,将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作为切实保障人权、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抓手,要求证据务必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才能定罪量刑,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解释对证据标准有明确要求,但法、检、公各部门对一些标准的把握却有不同的理解和规定,制定统一规范、简明易行、清单式证据标准、证据规则指引成为摆在政法部门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2017年2月,中央政法委明确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承担研发“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软件”任务,要求制定刑事案件统一适用的证据标准、证据规则,开发法检公一体适用的“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2017年7月10日,在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上海高院对“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进行了演示。2018年,中央政法委决定在包括云南在内的7个省市先行试点,推广运用“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这次会议后,云南省高院按照云南省委政法委要求,组织审判部门专家围绕云南省常见多发型、新类型等案件类型,制定了涉毒、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抢夺、诈骗、强奸、盗窃、妨害国(边)境管理、涉烟10类罪名案件基本证据标准指引,作为适用“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案件类型,分批分期予以推进,形成满足云南省刑事案件办理需要的证据标准。
 
  2017年11月,云南省委政法委正式印发了《云南省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工作方案》,明确由省检察院负责制定电子卷宗标准,省公安厅负责电子卷宗的网上流转和业务协同,省高院负责刑事案件证据指引工作。
 
  在这个法、检、公互联互通的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上,侦查人员必须将指引中对某一类刑事案件规定的证据收集齐全、录入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案件才能通过“关卡”,顺利向下一环节推进。存在证据缺失或瑕疵的案件,将被智能审查系统“卡在”公安的侦查环节,无法向检察院移送。
 
  研发全国通用的涉毒刑案证据指引标准
 
  以往的涉毒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对查获毒品的外包装物很少做DNA或指纹鉴定,以致犯罪嫌疑人大多会辩称毒品不是他(她)的或是不知道是毒品。“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启用后,系统要求必须要对毒品外包装作DNA或指纹鉴定,这一要求可增强证据的证明力,更好地打击毒品犯罪。
 
  2018年4月,中央政法委指定由云南省高院负责涉毒品刑事案件证据标准指引制定,与研发单位合作,将涉毒品案件证据指引加入“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中,并在全国推广。与此同时,省委政法委部署开展试点工作,指定由省高院负责“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运行环境的搭建。
 
  据省高院刑一庭庭长李红斌介绍,为了使制定的基本证据标准能直接为“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使用,省高院请系统研发工作团队对相关数据标准、格式进行指导,以负责毒品专项的刑一庭为主,集中审判经验丰富的人员,历时四个多月,完成了毒品刑事案件基本证据指引、通用型毒品案件证据清单。常见的技侦型、公开查缉型、特情型、制造毒品型、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型及强迫、教唆、引诱、欺骗、容留他人吸毒型毒品案件证据清单,覆盖了绝大部分种类的毒品犯罪案件。
 
  此外,还建立了上述七类毒品案件的证据模型,理清了毒品案件相关证据之间的关系;完成了七类毒品案件的基本证据、补充证据标签,以适应不同情况下的办案需要;完成了115种单一证据标签,为毒品案件标注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2018年11月,省高院将毒品刑事案件基本证据指引的全部文档移交上海高院,由上海高院嵌入“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后在全国推广。
 
  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刑案诉讼效率和质量
 
  改革的大幕拉开后,昆明中院、盘龙区法院、西山区法院、嵩明县法院被列入试点法院,相对应的市、县、区公安局、检察院为对口试点单位,对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致人死亡)、盗窃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通讯诈骗罪7个罪名应用“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进行先行试点。
 
  2018年5月23日起,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陆续完成各自的子平台搭建工作,并对“一中心三平台”进行联调测试。
 
  李红斌告诉记者,自2018年6月1日“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试运行以来,截至2018年12月12日,两区一县公安部门共通过系统办理7类刑事案件168件,完成案件标注888个。
 
  此外,为支持应用本地化,昆明中院组织专人向“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录入已审结的盗窃案件60件、故意杀人案件90件,省高院提供了40个G的卷宗作为样本。
 
  说起刑事案件证据工作,省高院刑一庭法官汤宁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从前,在审判工作中,证据均由侦查机关搜集,形成卷宗,报检察机关批捕、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发现证据存在问题,则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在审理中发现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则会向检察机关要求补正,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又要向侦查机关要求补正,最终由侦查机关将补正的证据提交法院。
 
  这种证据运行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对证据的标准及要求不完全一致,造成反复补正,而一些证据的时效性很强,到审判阶段发现问题时,往往已经无法补正。
 
  推广“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后,侦查、检察、审判机关的证据标准、要求均是相同的,侦查机关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证据要满足哪些要求都是清楚、明确的,经系统判断,如证据达不到要求,案件就无法进入下一步程序,必需补正证据后才能继续,这就大大减少了证据在侦查、检察、审判机关之间的反复补正,极大提高了诉讼效率和质量。
 
  李红斌介绍,目前这个系统还面临着本地化改造、覆盖罪名不全面、部分功能不够完善等问题。
 
  下一步,省高院将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毒品刑事案件基本证据标准指引进行修改、完善,全力配合上海高院做好毒品刑事案件证据标准嵌入“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相关研发工作,同时解决好“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与其他办案系统的数据接口问题,实现网络层面的深度互联互通,真正发挥“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在刑事案件办理中的辅助作用,全面提升办案质量。
 
  “刑事审判工作任重道远、肩负历史的重托,希望全省法院再接再厉,以‘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推广、运用为契机,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再创刑事审判工作新篇章。”省高院副院长李雪松说。
 
  本报记者 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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